宋神宗的新宋

治平二年（公元1065年），汴梁仲夏。西垂的日轮将王府屋檐的暗影投满庭院，蝉声嘶哑，空气裹着热浪悄然散播。

颍王赵顼的书斋中，青铜冰鉴中散发着稀薄的凉意，却压不住少年心中盘桓的灼热思绪。

十七岁的赵顼，一身亲王常服，端坐在紫檀木书案后。他的身形已初具挺拔之态，眉宇间蕴着不同于常人天然的冷漠。但此刻，他盯着面前的澄心堂纸上的目光，却想着即将到来命运，沉淀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悲伤。

五年前，当他还是一个十二岁孩童时，一份来自遥远未来的意识骤然觉醒，融入这大宋最尊贵的血脉之中——颍王赵顼，当朝天子英宗赵曙的长子。

这五年里，他将这份惊天的秘密和那份后世带来的洞察力，小心翼翼地收藏在颍王温良好学的表象之下。如今，他已然明了未来的轨迹，却深知此刻自己只是潜龙在渊。权力的风暴核心，仍在英宗的福宁殿；而他眼前的天地，只能是这间挂着“修身进学”匾额的书斋。

侍讲官韩绛，身着端正的绿袍官服，坐在书案一侧，正逐句讲解着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
他语调平缓，带着长者的循循善诱：“故大王为民父母，使民盻盻然，将终岁勤动……” 言及此处，他特意顿了顿，看向赵顼，“殿下，此所谓仁君视民如伤，当体恤民力艰辛。”

赵顼抬起眼，面上流露出虚心受教的神情，目光澄澈：“韩先生教诲的是。民为国本，体恤百姓方为为君为父之道。”

他的声音清脆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朗润。然而在他平静恭敬的外表下，一股更为复杂而迫切的想法正在悄然酝酿。

就在上个月，朝廷的邸报和英宗的只言片语中，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再次强烈地冲击着他——国家财政艰难，国库空虚的警报频频传来。

其中，一份关于外藩岁币的条目，刺痛了他的神经。他深知，在那些庞大的开支条目中，存在着一个沉重包袱、却因其特殊身份而少有人敢于提及深究的症结：庞大的，如同寄生般日渐臃肿的宗室群体。

太祖太宗开枝散叶百余年来，宗室们享受着优厚俸禄，繁衍日盛，其中疏远支系更是数以千百计。

这些天潢贵胄，居于汴京或外放散地，虽无职事，却消耗着国家巨额的钱粮绢帛。他们在民间兼并土地、滋生事端，御史台的奏折早已堆积如山，却碍于“天家骨肉”之名，处置极难。

这个问题，必须改动！否则，无论是对未来的改革宏图，还是对天下黎庶的生计，都将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但如何改动？以什么姿态去改动？此刻他只是亲王，而非掌握乾坤的皇帝！

赵顼的目光，不经意地扫过书案一角的几卷先朝奏议抄本——这是韩绛前几日带来供其观摩“名臣谏事”的教材。他的指尖停留在一卷稍显陈旧、纸页微微泛黄的册子上。这正是他近日反复研读，早已了然于胸的那一篇。或许时机就在此刻。

当韩绛讲解完一个段落，赵顼并未按常理继续讨论，而是仿佛忽然忆起什么疑难，眉头微蹙，眼中带着一丝恰如其分的少年疑惑。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轻轻点在那卷泛黄的册子上，小心地将其抽了出来。

“韩师傅”赵顼的声音放轻了些，带着一点发现有趣古卷的好奇，“学生这几日翻阅您带来的这些先朝奏议抄本，偶然细读司马公这份论及宗室的奏疏，其中言辞恳切，道理也深，只是有几点……学生阅历浅薄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欲请先生点拨。”

韩绛微感讶异，今日授课本是经义，王爷为何转向了这些陈年奏疏？但他面色如常，温言道：“殿下请讲。司马君实公以耿直敢言、学识宏富着称，其奏议多为名篇，殿下留意政务之心可嘉。未知所疑之处为何？”

赵顼缓缓将那份抄本《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