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虫眼中的历史

第一章：明朝考公界的“反卷”达人，出道即带刺

永乐十九年的北京科举考场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。考生们不是在偷偷往袖子里塞小抄，就是对着主考官的方向频频作揖，唯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正襟危坐得像块刚出炉的青砖——此人便是于谦。

彼时的明朝科举圈，流行着一套“潜规则生存指南”：考前得给主考官送点“润笔费”，答卷时要故意在文中埋几个“暗号典故”，哪怕写得一般，只要让考官看出“自己人”的痕迹，名次也能往前挪挪。可于谦偏不，他不仅把笔墨纸砚摆得像仪仗队，写策论时更是像在给皇帝写就职演讲，字里行间全是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的硬气，连个客套的谦辞都懒得加。

放榜那天，主考官拿着于谦的卷子，气得胡子直抖：“这小子是来考试的，还是来训话的？”旁边的副考官凑过来看了两眼，突然一拍大腿：“这文笔，这见识，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强十倍！咱们要是因为他不懂规矩就刷掉，将来怕是要被骂眼瞎。”于是，于谦硬是凭着一股“我写我的，你爱录不录”的犟劲，考上了进士，成了明朝公务员队伍里的一朵“带刺的玫瑰”。

刚入职那会儿，同事们都觉得这新同事有点“社交障碍”。按规矩，新科进士得给前辈们“拜码头”，拎点家乡特产聊表心意，于谦却提着一捆书就去了。有人提醒他：“于兄，你这样会被穿小鞋的。”于谦翻着书头也不抬：“穿就穿，反正我脚大，挤不死。”

更绝的是他在御史任上的操作。有次明宣宗朱瞻基要去北方巡查，大臣们都忙着写“陛下圣明，此行必能一统宇宙”的赞歌，于谦却递上奏折，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：“陛下，边境军粮还没补齐，驿站马匹缺了一半，先解决这些再出门，行吗？”朱瞻基拿着奏折愣了半天，突然笑了：“这小子，跟我爹（朱棣）当年骂大臣的口气一模一样，有点意思。”不仅没罚他，反而觉得这年轻人实在，把他调到江西当巡按，专门负责查冤案。

到了江西，于谦直接把办公点搬到了监狱门口，谁家喊冤他就提审谁，卷宗堆得比他还高。有个地主诬陷佃户偷牛，买通了县令定了罪，于谦查了三天，硬是从牛的牙口记录里找出破绽——那牛当年才两岁，根本拉不动地主说的“被盗的犁”。真相大白那天，地主跪地求饶，于谦盯着他说：“我这儿不是菜市场，别想着讨价还价。”当地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于青天”，但同僚们暗地里叫他“于阎王”——毕竟谁也不想被这尊“铁面神”抓住小辫子。

这时候的于谦，就像一块刚从矿里挖出来的生铁，带着棱角，透着寒光，还没学会官场的“圆融”。但他大概没想过，正是这份“不圆融”，会在二十多年后，成为支撑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脊梁。

第二章：敢跟权宦硬刚的“职场刺头”，坐牢也不忘怼人

正统年间的明朝官场，被一个太监搅成了一锅浑水——此人便是王振。这王公公仗着是明英宗朱祁镇的“童年玩伴”，把朝堂当成了自家后花园，大臣们见了他，要么点头哈腰，要么装聋作哑，唯独于谦，见了面连个笑脸都懒得给。

按当时的“职场规矩”，官员进京述职，总得给王振带点“见面礼”。别人不是送金银，就是送古玩，最次也得包个红包。于谦每次从河南、山西巡抚任上回京，行李里除了公文就是几件换洗衣裳。有人劝他：“于大人，哪怕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呢？比如河南的枣，山西的醋，意思意思也行啊。”于谦听完，抖了抖袖子，哈哈大笑：“我这袖子里，只有清风，够不够？”——后来那句“两袖清风”的典故，就从这儿来的。

王振听说这事儿，气得把茶杯都摔了：“一个巡抚，敢不给我面子？真当我是摆设？”没过多久，他就找了个由头，给于谦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