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非与李斯同是当代大儒荀况的学生,两人几乎同时就学,同时毕业,一起从楚国返回。只不过一个回到韩国,一个入关进了秦国。从此天涯两隔。
李斯到秦国后,被派到秦王身边,经过十多年的努力,李斯成为秦王身边的红人。而韩非回到韩国后,照旧过着他贵公子的生活。由于个性介直,加之还有些口吃,韩王没有给他派任何职司,韩非只得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著书立说上。韩非著书,并非如如后人有一条主线贯穿,而是想到什么写什么,十余年来,已经写成了五十多篇。李斯读后,将《孤愤》《五蠹》两篇推荐给秦王。
《孤愤》是说君王不可用“重臣”,而且还要严密提防那些重臣。这击中了秦王心中对吕不韦的认识。“诸侯不因,则事不应,故敌国为之讼;百官不因,则业不进,故群臣为之用;郎中不因,则不得近主,故左右为之匿;学士不因,则养禄薄礼卑,故学士为之谈也。此四助者,邪臣之所以自饰也。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,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。”“人主所以谓齐亡者,非地与城亡也,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;所以谓晋亡者,亦非地与城亡也,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。今大臣执柄独断,而上弗知收,是人主不明也。”这些论述,哪一条不是针对着吕不韦来的。诸侯必须讨好吕不韦,百官必须讨好吕不韦,饱学之士必须讨好吕不韦,最后,秦国成了他吕不韦的,而不是秦王自己的国家,自己只是空顶着一个秦王的名头而已,万事做不得一点主!秦王已经这样生活了许多年了!
《五蠹》则极言当世所重的五种人其实是国家的蛀虫:学者,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,以疑当世之法,而贰人主之心。言古者(纵横家),借于外力,以成其私。带剑者(侠士),犯五官之禁。患御者(逃避劳役),退汗马之劳。商工之民,侔农夫之利。“此五者,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,不养耿介之士,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,削灭之朝,亦勿怪矣。”这些观点,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推崇的策略,所谓“奖励耕战”,对其他的事一概排斥。但在诸侯和学者们看来,这种做法非常不人道。吕不韦所著的《吕觅》,就认为应该公平对待士农工商,不可偏废。韩非以其雄阔的辩才,为秦国的政策辩护,秦王自然深引为知己。他叫来李斯,道:“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
李斯道: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向秦王详细介绍他与韩非之间的交往,认为自己的才华比起韩非来差得远。
这下事情就简单了。韩王要与秦结好,而秦王欣赏韩非,韩王自然乐得将韩非交出来。
五年前,韩非的兄长韩王就去世了,谥“桓惠”。这一年,秦王陷入了成蟜之乱,自顾不暇,草草地派了使臣前往吊问了事。新即位的韩王名安。韩王安并非是无能之辈,他的父亲桓惠王为政三十四年,最后几年实际当政的就是当时的太子安,派郑国到秦国来修水利,没准就是他的主意。新韩王即位后,眼见得秦国越来越强大,而自己几乎毫无办法,而周围楚国,甚至魏国也都对自己虎视眈眈。目前,韩王只能拿晋楚结盟来平衡秦国,拿秦国来平衡楚、魏,如同走钢丝,左右为难。
去年,秦、魏伐楚,韩国就为了一次难:他既不敢得罪秦国,也不愿得罪楚国,而秦、魏联军要伐楚,不从韩国土地上经过是不可能的。韩国被迫开放了自己的国土,为联军提供军资,但拒绝出兵。算是一次艰难的平衡吧。但这种平衡术不仅讨不了双方的好,反而得罪双方。楚国威胁说要讨伐韩国,魏国也不给韩国好脸,逼得韩王不得不尽力与秦国维持良好的关系。
转眼到了秋收季节。关中今年没有受灾,秦王一行返回了咸阳。桓齮回到河内邺城,准备接受新的部队,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。
这一年,河东、太原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五郡共五万士卒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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