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砚之被转移到了一间相对“优待”的囚室。说是优待,不过是四壁依旧空空,但多了一张简陋的木板床,一床薄被,以及每日定时送来的、勉强果腹的囚饭。狭小的气窗在高处投下微弱的天光,让他得以分辨昼夜。与之前那间只有惨白灯泡的刑讯囚室相比,这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“安宁”。
然而,安宁只是表象。门外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脚步声,送饭时警卫冰冷审视的目光,都提醒着他,他仍是笼中困兽,生死悬于一线。毛人凤给出的一个月期限,像一把无形的铡刀,悬在他的头顶,也悬在冒险为他争取时间的苏曼卿头上。
他身上的鞭伤在狱医草草的处理下,开始结痂,但动作稍大依旧会带来撕裂般的疼痛。他利用这难得的、不被刑讯的间隙,努力调整身体状态,进食,在狭小的空间里缓慢活动肢体,保存着每一分体力。他深知,活下去,是完成一切的前提。
苏曼卿偶尔会来。她总是独自一人,穿着挺括的制服,表情管理得无懈可击,公事公办地询问他的“反省”情况,语气冷淡,仿佛那日在毛人凤面前的进言只是一时权宜。但沈砚之能捕捉到她眼底深处那一闪而过的复杂情绪,以及她偶尔会在他因疼痛而微微蹙眉时,那几乎难以察觉的、瞬间绷紧的下颌线。
她不再试图用酷刑或大道理逼问他,而是换了一种方式。她会带来一些经过筛选的报纸,上面充斥着“共匪破坏抗战”、“国军捷报频传”的消息;她会“无意”地提及外界形势,总是强调日军攻势如何凶猛,敌后战场如何“混乱无序”,试图从现实层面瓦解他可能残存的希望。
“看看外面的世界,沈砚之。”一次,她将一份报道某地遭遇日军屠杀的报纸放在他床边,声音里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沉重,“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,没有统一的政令军令,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下场。你们所追求的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,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不堪一击。”
沈砚之默默听着,没有反驳,也没有认同。他拿起报纸,目光扫过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和模糊的照片,心中涌起的是对同胞罹难的巨大悲恸,以及对侵略者更深的恨意。但这悲恸与恨意,并未动摇他的信念,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选择——正因为现实如此残酷,才更需要有人去追寻不同的道路,一条真正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道路。
他偶尔会就报纸上某个无关紧要的技术报道或社会新闻,与苏曼卿进行极其有限的、看似随意的讨论,将话题始终控制在技术或民生层面,避免任何政治敏感地带。他像一块被流水不断冲刷的岩石,看似沉默顺从,内核却无比坚硬。
苏曼卿似乎也并不指望立刻就能说服他。她的来访更像是一种持续的、高压下的心理渗透,也是一种对她自己内心的某种确认和挣扎。她需要看到他的反应,需要确认自己冒着风险保下来的这个人,是否真的“值得”。
这天,苏曼卿离开后,沈砚之在整理薄被时,手指无意中触碰到床板边缘一个极其细微的凸起。他心中一动,借着气窗投下的光仔细查看。那是一小块几乎与木头颜色融为一体的、被刻意按进去的碎玻璃碴,边缘锋利。
是意外?还是……
他不动声色地将碎玻璃碴抠出,藏入袖口。接下来的几天,他更加仔细地检查这间囚室的每一个角落。在墙壁一道不起眼的裂缝里,他找到了一小截折断的、带着铁锈的铅笔头;在床脚与地面连接的缝隙中,他又摸到了一小片被揉搓得极其光滑的、似乎是用来写字的硬纸片。
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,散落在囚室的不同角落,看似是前一位囚犯留下的无意痕迹,但沈砚之却隐隐感觉到一种刻意。是组织?是周永安那样心存善念的人?还是苏曼卿另一种形式的试探?
他不敢确定,但他将这些“发现”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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