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振华的笔记装在三个樟木箱里，打开时扑面而来是淡淡的樟脑香和旧纸张特有的气味。李萱小心翼翼地取出第一本——那是本深蓝色布面笔记本，封面用钢笔写着“1983-1985，表演札记”。
戴言把箱子搬进书房就退了出去：“你自己看，我不打扰你。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。”
李萱点点头，翻开第一页。字迹清隽有力，记录的是戴振华拍摄电影《故园春晓》时的点滴。她很快被吸引进去，那不是枯燥的理论，而是一个演员在创作最旺盛时期的真实思考。
“1983年4月12日，雨。陈导说我的眼神太‘满’，要学会‘空’。我不懂。他说，你看国画里的留白，不是没画，是意境。今天对着镜子练了一下午，终于明白——不是演‘悲伤’，是演‘悲伤过后的平静’。平静比悲伤更难演，因为要克制。”
李萱想起自己在柏林讲座上说的“表演的留白”，竟然和三十年前的戴振华不谋而合。她继续往下翻。
“1984年1月8日，雪。去山西农村体验生活三个月，今天回来。老乡们送我到村口，那个叫桂花的姑娘哭了。我没哭，但心里难受。陈导说这就对了，真正的离别不是眼泪，是说不出来的疼。记下这种感觉，以后用得上。”
笔记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年轻的戴振华穿着粗布棉袄，和一群农民站在黄土坡上，笑得灿烂自然。李萱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——那是她从未见过的戴振华，不是银幕上的明星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
翻到1985年的部分，笔迹开始变得潦草。
“1985年9月3日，阴。又失眠。红有什么用？奖有什么用？每天演别人，自己是谁都快忘了。静婉说我想太多，她就是太明白，不明白才好。”
静婉——林静婉。李萱想象着三十年前，年轻的林静婉如何安慰陷入困惑的丈夫。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，光环背后的迷茫，原来和现在一样。
笔记在1986年初戛然而止。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：
“演不动了。该停了。”
李萱合上笔记本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忽然理解了戴言为什么对电影如此较真——那不是遗传，是传承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责任感。
手机震动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是金允浩发来的消息：“陈树声导演联系我了，说下周的剧本讨论会他会参加。顾家那边暂时没动静，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轻易放弃。”
李萱回复：“辛苦金先生了。有陈导在，我们应该能守住剧本的核心。”
“希望如此。另外，我母亲下周到北京，她想见你一面。她看了《丝路月光》，很喜欢你的表演。”
又是母亲。李萱现在对“母亲”这个词格外敏感。她回复：“是我的荣幸。”
刚放下手机，戴言敲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两杯茶：“看得怎么样？”
“很震撼。”李萱如实说，“你父亲对表演的理解，比现在很多所谓的表演导师都深刻。”
戴言在她对面坐下，把茶递给她：“这些笔记我每年都会看一遍，每次都有新收获。尤其是我开始做导演后，才真正理解他当年那些困惑。”
“他为什么在那么红的时候息影？”李萱问出了最想知道的问题。
戴言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官方说法是身体原因，但其实...是他觉得电影行业正在变质。八十年代末，商业大潮开始冲击电影界，他接受不了那种快餐式的创作。陈导劝过他，说时代变了，要学会适应。但我爸说，‘有些东西不能变’。”
“所以他选择离开？”
“嗯。息影后他去了电影学院教书，带出了很多好学生。但心里一直有遗憾。”戴言看着那些笔记箱，“他常说，电影是手艺，得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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