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主任赶到协和医院时，已是傍晚。她步履匆匆，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担忧。一进病房区，就看见林刚像丢了魂似的守在抢救室外面的长椅上，王翠花则在旁边默默垂泪。
“林刚！翠花！”王主任快步走过去，“小彦怎么样了？我接到信就赶过来了！”
林刚猛地抬起头，像是见到了主心骨，连忙站起身，眼圈还是红的：“王主任！您来了…小彦他，暂时缓过来一点了，在里头观察着呢。”他声音沙哑，将医生关于“法洛四联症”、国内无法手术、以及或许可以去香港试试的建议，原原本本、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王主任。
王主任听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她是体制内的人，太清楚当前的形势了。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，与海外关系异常紧张，意识形态对立尖锐。在这种时候，一个普通居民要以“去资本主义的香港治病”为由申请官方介绍信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先不说那巨额的、难以想象的花费，光是这“政治正确”的坎儿就绝对过不去。哪个部门敢开这个口子？
可是，看着林刚和王翠花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重新燃起的一丝微弱的希望，看着他们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样子，她那些关于政策、关于困难的话实在不忍心说出口。她只能叹了口气，安抚道：“你们先别急，也别慌。小彦现在不是稳定点了吗？这就是好事。去香港…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花费巨大不说，手续也极其麻烦。这样，你们先安心照顾小彦，也…也想想筹钱的办法。我…我去区里想想办法，问问政策，看有没有什么可能。”
林刚夫妇千恩万谢，仿佛王主任就是那唯一的救星。
王主任心里沉甸甸地离开了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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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三大爷阎阜贵也回到了四合院。他一进院门，就被刘海中、三大妈以及一众没睡等着听消息的邻居围住了。
“老阎，怎么样了？”
“林彦那孩子救过来没有？”
“哎呀下午那样子可真吓死人了！嘴唇都是紫的！”
阎阜贵推了推眼镜，重重叹了口气，把协和医生的诊断和“国内治不了，除非去香港”的话复述了一遍。
院里顿时一片唏嘘。
“法洛四联症？听都没听过！”
“唉，这病听着就邪乎，难怪一直病怏怏的。”
“去香港？那得花多少钱啊？金山银山也不够吧？”
“就是，而且那香港是随便能去的？那是资产阶级的地方！咱咋去？游过去啊？”
几乎没人看好林彦能治好，对于去香港的想法，更是觉得异想天开。
王主任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区里，找到了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。她详细说明了林彦的情况——院里看着长大的孩子，病情如何危重，协和医院如何权威诊断并明确表示国内无法手术，以及家属悲痛欲绝、甚至愿意卖房卖地筹措资金的决心。
区领导听着，也表示同情：“老王啊，你说的这个情况，确实很让人痛心。年轻轻的孩子，得了这么个病…唉。”
但是，一提到开具去香港的介绍信，领导的脸色就变得严肃和为难起来：“老王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但是…政策你是知道的。我们现在和港英当局那边没有什么正式渠道，民间往来控制得非常严格。因私出境，尤其是去香港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理由？理由再充分也不行！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！今天他可以去治病，明天是不是就有人可以去探亲、甚至跑去不回来了？这里面的政治风险，你我都很清楚。爱莫能助啊，老王，真的爱莫能助。”
无论王主任如何争取，甚至暗示只要一纸介绍信，后续所有责任由家属自行承担，领导都坚决地摇头。政策是铁板一块，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。
王主任心情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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