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历六年的春天，似乎来得特别迟。武昌行宫的花园里，几株老梅倔强地吐着残蕊，空气中仍弥漫着料峭寒意。较之天气更冷的，是朱常沅的心。刘承胤的人头落地，《永历考成法》的雷厉风行，如同凛冽的北风，暂时扫清了官场表层的积弊，让永历朝廷的政令为之一畅。然而，朱常沅和沐涵都清楚，这仅仅是刮去了肌体表面的腐肉。一些更深层、更隐蔽的毒瘤，仍在暗处滋生，甚至因其生存空间被挤压而变得更加危险。这些毒瘤，便是盘踞在朝野上下、以“清流”自居、实则结党营私、甚至暗通款曲的东林-复社残余势力，以及那些首鼠两端、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的潜在投降派。
这一日，沐涵悄然来到朱常沅的书房，屏退左右，将一份薄薄的、却重若千钧的密奏呈上。这不是靖安司日常的冗官调查报告，而是标有“绝密”字样的特殊卷宗。
“监国，”沐涵的声音压得很低，神色是从未有过的凝重，“靖安司江南站，历时半载，多方印证，确认了一件事……钱谦益，并非真心归隐。”
朱常沅接过卷宗的手微微一顿。钱谦益，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。东林党魁，文坛领袖，曾经的礼部侍郎。弘光朝时便以“清流”自诩，却于清军南下时，在南京与王铎等率先剃发迎降，名节尽毁。后清廷并未重用，使其郁郁闲居常熟。永历政权崛起后，此人又悄然活动，多次遣人向武昌送来诗文唱和之作，言辞间颇多悔过自新、遥颂永历之意，甚至通过一些故旧门生，隐隐传达愿为朝廷效力的想法。
“哦？他又有何动作？”朱常沅展开卷宗，目光锐利。
“据查，钱谦益表面闭门着书，暗地里却与滞留江北的诸多东林旧人、复社子弟书信往来极为频繁。其内容，绝非吟风弄月，多涉及时政。”沐涵指着卷宗上的密报摘录，“他曾在致门生书中言，‘永历虽锐，然根基浅薄，所用多鄙夫武人，非长久之象。’又曾点评朝中官员，称李元胤、严起恒辈为‘霸府之臣’，难容士大夫之气节。更令人忧心的是……”
沐涵顿了顿，指向最后几行字：“我们截获了一封他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北京，给已降清的洪承畴的信件草稿副本。信中，他极力为自己当初降清辩解，称乃‘权宜之计’，并暗示……暗示若永历朝廷不能‘礼贤下士’，‘复兴文治’，他或可‘相机劝导’江南士林，另寻‘明主’。”
“啪！”朱常沅猛地合上卷宗，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。一股混杂着厌恶、愤怒和警惕的情绪在他胸中翻涌。钱谦益！这个毫无廉耻、反复无常的小人！竟然还敢暗中串联，妄图左右逢源，甚至存了再次卖主求荣的心思！他所谓的“清流”，不过是结党营私的遮羞布；他标榜的“气节”，在现实利益面前，轻贱如草芥！
“东林……复社……”朱常沅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，充满了冰冷的寒意。他想起继位以来的种种掣肘。朝中总有一批官员，开口闭口“祖宗法度”、“君子不器”，对整顿吏治、强兵富国的务实政策百般挑剔，动不动就抬出“不与民争利”、“重义轻利”的大帽子。北伐大业需要集中一切资源，他们却嚷嚷着要“爱惜民力”、“缓图恢复”。这些人，很多都有着东林、复社的背景，或是其门生故旧，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。他们未必都像钱谦益那样无耻，但其迂腐空谈的习气、党同伐异的作风，已然成为新政最大的阻碍之一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难保没有像钱谦益这样，暗中与北廷眉来眼去、预留后路的骑墙派！
“监国，钱谦益之事，恐非孤例。”沐涵继续道，“靖安司近日排查各地往来人员，发现一些原弘光、隆武朝的旧臣，尤其是一些曾与东林过从甚密的官员，虽表面归附，但暗中与江北、甚至北京书信往来者，大有人在。内容多是打探消息，诉苦抱怨，甚至……不乏有试探北廷口风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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