掌声的余韵还在会场低回,像潮水退去后沙滩上的温热。
但杨帆很清楚,这掌声,更多是给予一种?态度?和?可能性?的认可。
距离真正的、落地的?信任?,还有一道鸿沟需要跨越。
那道鸿沟,叫可行性。
理想再璀璨,蓝图再壮丽,倘若无法找到安全、稳健、可操作的落地路径,或在实践中被证明弊大于利、隐患丛生。
那么,在务实的治国理政者眼中,它便只能是一幅悬于墙上的风景画,甚至是一个需要警惕、随时可能破灭的美丽泡沫。
政策的基石,从来是现实而非空想。
政研室的同志,显然就是被委派来丈量这道鸿沟具体宽度与深度的人。
王司长点了点头,对着话筒:“请政研室的李新伟同志提问。”
李新伟应声站了起来。
但他没有走向侧方的发言席,只是就那样站在原地,一手扶着桌沿。
“杨帆同志,”他的声音平和,带着学者的考究,“首先,我个人对你刚才一系列发言中所展现出的战略视野、产业情怀以及主动寻求规范的责任感,表示欣赏。”
先给予明确的肯定。
这是顶级智囊话语体系中常见的、富有技巧的开场。
既为接下来可能极为尖锐的质询铺设一层必要的缓冲,也表明:
他的立场是基于事实与逻辑的“求真”与“探路”,而非简单的“找茬”或“否定”。
“你提出的关于数字经济时代新型治理模式、区域均衡发展的新路径、以及数据安全与监管协同的一系列构想,确实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前瞻性。”
李新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,“这也正是我们政研室近期重点跟踪和深入研究的领域之一。因此,我想就其中几个具体的、操作层面的关键问题,向你请教,或者说,我们共同探讨一下。”
他用的是请教与探讨,语气谦和。
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明白,这温和措辞的背后,是实质性、高难度问询的开始。
是手术刀即将划开皮肉,检验内部器官是否健康的信号。
“第一个问题,聚焦于你提到的『监管接口』与『数据安全港』设想。”
李新伟没有寒暄,直接切入要害,“你承诺开放必要的监管接口,让合规的监管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监测。对此,我有三个需要清晰界定的问题。”
“第一,?技术层面如何实现?? 这个接口,是单向的数据报送接口,还是双向的、允许监管方在特定授权下进行主动查询甚至风险干预的穿透式接口?”
“如果是后者,如何从技术上保证,这种穿透不会误伤正常商业数据、不会泄露用户隐私和商家核心商业秘密?加密和授权机制的颗粒度,你认为应该细化到什么程度?”
“第二,?法律与权责层面?。平台作为企业,向行政、司法等国家权力机关开放数据接口,这涉及到公民隐私权、企业经营自主权与公权力之间的边界。现有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商业银行法》等对信息保护有原则性规定,但针对平台型企业的数据调取,缺乏细则。”
“如果因为开放接口导致纠纷甚至损失,责任如何界定?是平台,是监管方,还是需要一部新的、更具体的数字经济监管法来厘清?”
“第三,?也是最核心的,信任与可持续性?。这个接口本身,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你,以及未来所有类似平台的信任接入点。你如何确保,这个接口的管理权和使用权,在未来不会因为资本意志的变更、商业策略的调整,或者你本人离开公司,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?”
“换句话说,?你设想的这种政企协作监管模式,其制度性保障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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