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0年代大案系列

人的文化传统，又潜移默化地植入楚文化元素。这种“文化融合而非取代”的策略，让被征服地区的百姓逐渐对楚产生认同感，减少了反抗情绪。

在赋税与劳役方面，楚国实行“因地制宜”的政策。对农业发达的城邑（如罗国都城周边，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），按“什一税”（征收收成的十分之一，低于中原诸侯的“什二税”）收取粮食，同时要求每户每年服徭役15天（主要用于修建水利、道路）；对以渔猎、游牧为主的部落（如濮人），则不收粮食税，改为“贡物制”——每年向楚国贡献兽皮、鱼干、丹砂（濮人聚居区盛产，今湖北恩施一带）等特产，徭役也以“随军征战”为主，濮人善射，常被编入楚师的“射兵”（楚国军队中的弓箭手部队），作战时单独成队，由濮人首领直接指挥。这种灵活的赋役制度，既减轻了被征服地区的负担，又保障了楚国的物资与兵源供应。

楚国的降服政策，并非毫无威慑手段。对于公然反抗的势力，楚国会采取严厉镇压，但镇压后仍会恢复“怀柔”策略。公元前743年，权国部分贵族因不满楚国的铜税政策，发动叛乱，杀死楚国派驻的县尹。蚡冒亲自率军平叛，处死了为首的5名贵族，但并未牵连其他权国百姓，反而降低了权国的铜税，将“岁贡铜剑三百”改为“二百”。叛乱平定后，蚡冒还亲自前往权国宗庙祭祀权国先祖，安抚民心。这种“恩威并施”的方式，让权国彻底臣服，此后再未发生叛乱。

从权国到绞国，从濮人部落到罗国，楚国的降服政策始终以“稳定”为首要目标，通过保留当地习俗、利用当地资源、吸纳当地人才，将被征服地区逐步纳入楚国的统治体系。这种管理智慧，既区别于中原诸侯“灭国迁民”的强硬手段，也不同于百越部落“各自为政”的松散状态，为楚国在江汉地区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——到蚡冒末年，楚国已控制今湖北中西部大片地区，被征服的小国与部落达十余个，而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成为楚国的负担，反而成为楚国后续“问鼎中原”的人力、物力储备库。正如莫敖斗廉在总结降服政策时所言：“治蛮夷者，非以力压，乃以心融。融则为己用，压则生祸端。”